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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革命史(第三章)
新闻来源于:连江党史网 发表于:2016-04-29 16:49:18 浏览10次

第三章   五四运动和连江地方党团

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第一节  响应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西方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及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对外卖国,酿成民族危机的加剧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其导火线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再次蒙受“弱国无外交”的屈辱。

1918年11月,德、奥等同盟国战败,历时四年(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翌年1月,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胜国和平会议”,处理战后问题。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并派出2万名华工赴欧(法国)参加战争勤务,故而也以战胜国资格派陆征祥(外交部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等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淳朴的中国人民原以为中国代表提出的七项“希望条件[1]”在这次和会上可以通过,并藉以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然而,巴黎和会实际上被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控制,成为他们掌控的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分赃筹码,它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权益、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还决定让日本接管原先由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中国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维护住自身的权益,反而受到更大的屈辱。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哗然。

北京青年学生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站在斗争前列。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当时在北京大学法科专业读书的连江籍学生徐其湘[2]等)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走上街头示威,并包围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第二天,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京14所高校校长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店员的声援与支持。5月7日,福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开始上街游行;5月中旬,“福建学生联合会”成立,连江籍在榕学生吴兆枚等为联合会成员。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推动了全民族的觉醒。6月5日,上海工人率先举行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不到一个星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猛烈地冲击着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

连江人民积极响应这场伟大的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3]。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地求学的连江籍青年学子纷纷参加各地的罢课、上街游行及抵制日货的活动。由于当时连江尚未设立中等学校,学生爱国运动的火种主要由省城福州传播到连江各地。早在1915年袁世凯卖国称帝时,留省学生就回乡组织连江县学生会,学生会以在私立协和大学、乌石山师范学校、省立第一中学(今福州一中)、闽侯大庙山中学(台江)读书的学生林以启、蔡逸祯、卢逸民、吴天昌、林春守、曾慎昭、庄炳文、吴赞飞等为骨干力量,进行具体分工。林以启、蔡逸祯负责与福建省学生联合会联络,步调一致地发动“三罢”斗争,争取省总会的声援与支持。卢逸民、吴天昌负责会务,包括组织纠察队防备反动军警的弹压,保护学生和市民的安全。沿海一带重点乡镇如浦口、东岱、黄岐、定海等还组织学生会分会,由林春守、曾慎昭、庄炳文、吴赞飞等负责[4]。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私立协和大学、法政学校、教会学校等读书的吴兆枚、吴本琼、严明杰(严灵峰)、卢珍端、陈兴桂等也加入了爱国斗争的队伍[5]。在旅榕学生的发动带领下,连江县各界人士,尤以小学老师与高年级学生手持五色的小旗,集会罢课、罢工、上街游行,沿路高呼“勿忘五·九国耻”、“严惩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禁用日货、请用国货”、“还我青岛、保护山东”等口号,还在交通要道口张贴标语。至今连江琯头镇的青芝山虎洞和敖江覆釜山崖壁上镌刻“忘了五·九国耻日[6]吗?”、“勿忘国耻”等摩崖石刻依旧清晰醒目。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在连江城乡开展,南门兜码头由吴依清、吴依俊等搬运工人发起拒绝日货上岸和装卸日货,以至城乡200多家商家不见日货踪影。原先的连江妇女,尤以年青妇女喜欢东洋的“花洋锦”布料及日本产的各色花布,经宣传教育后,许多妇女用剪刀把“花洋锦”剪碎,有的还把东洋旗袍等当街焚毁《严灵峰先生访谈录》。。福州本地产的土布原先生意萧条冷落,此时深受广大民众欢迎,成为抢手的“爱国布”,男女老少都以穿“爱国布”为荣。“爱国布”也成为流传至今的热门词汇,成为连江人民在五四时期弘扬爱国精神的一段历史佳话。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在连江的兴起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规模盛大的革命斗争,它对连江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新文化运动在连江的悄然兴起。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孕育,并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掀起一场思想革命,树起“民主”与“科学”(即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反对封建主义复古的同时,也反对复辟封建专制统治。1917年开始,一场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蓬勃兴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连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坚力量当推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的徐其湘。1919年11月,福州发生日本人殴打、枪杀抵制日货的学生、市民的惨案,史称“闽案”(即“台江事件”)。为声援家乡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旅京福建籍学生组织福建同乡会,创办刊物《闽潮》,徐其湘与郭梦良、郑振铎、黄英(庐隐)等为编辑部成员。同年冬,徐氏又参加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组织的《新社会》杂志编辑,筹办《人道》月刊。徐氏还和北大同学罗敦伟、周长宽等人办《批评》半月刊,宣传新思想。徐氏还与郭梦良、黄卓翻译柯祖基(今译考茨基)著的《人生哲学与唯物史观》,徐为第一译者。在此期间,徐其湘与李大钊、张西曼等人成立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团体——“社会主义研究会”,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郭梦良等均为会员。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李大钊为青年团组织者与领导者。徐氏为该组织首批40名团员之一。1920年毕业后徐氏被聘为上海《时事新报》编辑部主任,他在上海著名的《东方杂志》及《时事新报》上发表多篇论文,宣传新文化,鼓吹国民革命。

仅从上海《东方杂志》1922年10月25日到12月底出版发行的第十八卷20至22号[7]期刊中,就查阅到徐其湘署名“六几”的长篇政论文有两篇,其好友郭梦良1篇,核心内容为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8]。徐其湘向往与羡慕中世纪基尔特社会主义把民众从封建诸侯专制中解放出来,认为只要发扬爱心,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互助,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发扬人的知识、才能,“劳动的艺术化为快乐而劳动”、“所有制裁都要以公平正直作他的基础”[9]。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以法律约束人们的行动是不人道的,而基尔特“他们就因为没有法律,没有替他们制造法律的信条,所以都能够自由自在的过他们的生活,但他们确实享受了现代人梦想不到的民主的幸福”[10]。基尔特还“保障消费、均贫富”[11]。徐其湘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中夸耀基尔特的功能“衡之万世而皆准,施之四海而不背”[12],只要古老的中国摆脱了军阀统治的桎梏,实现了基尔特,那么人民就可尽情地享受富裕、文明和幸福了。徐其湘还混同基尔特与马克思主义,认为基尔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分派”,而又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否定苏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

徐其湘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除了提出一些反对剥削的普通词句外,再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13]”但是由于徐其湘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他的政论文章文笔犀利,猛烈地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剥削与压迫。他的小说、散文、诗歌语言犀利,形象生动,敢于直面人生,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与真实性。他于1921年初与郑振铎、许地山、庐隐、冰心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的骨干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同郑振铎、许地山、庐隐、冰心、郭梦良等有福建“六杰”之称。徐其湘高举的新文化运动旗帜及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成为连江传播新思潮的先声,引导连江进步青年去唤醒民众,在改造旧社会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4]。这期间,徐其湘曾回到家乡连江,创建“甲寅俱乐部”,吸收爱国青年参与新文化运动,并在“连声戏院”发表演讲,号召青年向蒙昧开战,打倒腐朽的北洋军阀政府,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听众为之动容[15][16]

徐其湘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在连江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连江素以崇文重教著称,民众信奉“地瘠载松柏、家贫勤读书”为金科玉律。宋仁宗嘉祐年间建学宫,兴县学[17]。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理学家朱熹率其徒刘砥、刘砺避祸寓丹阳宝林寺、潘渡仁山、敖江上山等地,复至官地(潘渡乡朱步村)结庐讲学,县境各地学子纷纷慕名求教,学风鼎盛,对连江教育发展有重大影响。清雍正、乾隆年间,建紫阳、正音、理学、敖江、庐山等书院。私塾遍布全县城乡,最盛时仅县城及附郭村落达54所[18]。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福州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后,基督教会在县郊西门外办毓英女塾、育童学校,天主教会在东岳铺开办天主堂启荣学堂,于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宣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敖江书院改设敖江两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闽浙总督松寿奉命在琯头长门要塞创办闽口要塞炮科学堂,为我国东南沿海各要塞炮台培养指挥官。至宣统三年(1911年),全县有敖江、琯江、马海、岱江和连江女子5所两等小学堂,龙峰、鲁山、洪江、筱江、梅坞、塔江和培青7所初等小学堂。1923年创办连江县立初级中学(今连江一中前身)。

新式学校引进西方先进的办学方法,增加了新的教学内容。当时连江两等、初等小学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自然、常识、美术、体育、唱歌等;中学课程设置有:国文、英文、修身、算术、代数、几何、三角、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动物、植物、仕学、生理卫生、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连江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充满生机与活力。全县110多所中小学普遍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使用新标点符号,推广普通话(民众称为学官话),革除福州(连江)方言教学旧习惯。1920年,连江县举办第一届小学“国语竞赛会”。1921年,吴适将其于宣统三年(1911年)创办的女子两等小学堂改为“静致女子小学”新校名,增设毓贤女子小学校,全县各中小学开始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同班。要求入学学生剪辫子、留短发、不缠足、倡“天足”,宣扬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不当童养媳等。许多中小学校师生还积极创办剧社和宣传队,由从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大中学校回连学生,如徐其湘、郭梦良、吴天章、陈友常、吴兆枚、吴本琼、卢珍端等辅导,节假日上街用白话文演出《打倒卖国贼》、《焚毁日货》、《孔雀东南飞》、《山河泪》、《爱国魂》、《皇帝梦》等反帝反封建的话剧和新编剧。这些话剧和新编剧都用连江方言演出,群众喜闻乐见,当时“爱国布”、“中山装”、“女界(妇女)解放”、“文明戏”、“学生戏”都是老百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至今父老们仍津津乐道。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反对以儒家的旧伦理道德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提倡关注民生的文学革命,鼓吹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提倡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它包括人权平等、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提倡遵循自然科学法则,包括反对封建迷信、宣传唯物论、无神论、进化论观点。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19],但新文化运动向闭塞的连江社会吹进新鲜的现代气息,唤醒了青年,唤醒了民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连江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化启蒙运动对连江的影响与巨大作用绝不可低估。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连江的传播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经过孙中山领导的包括连江光复会千余名志士参加的辛亥革命和反袁(世凯)护国护法斗争,虽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仅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和全国广大地区一样,连江人民仍然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代理人北洋军阀的欺辱与压榨,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1920年,北洋政府海军部请设闽口海军军港,随即派“海容”、“应瑞”两舰踞守长门、琯头要塞,长门炮台自此归海军管辖,连江、罗源及闽东沿海各地为海军陆战队统治的地盘。1922年,海军马江警备司令部派第二舰队司令部副官杨砥中为海军陆战队统带(旅长),率陆战队一个步兵营(营长林忠)和海军警备营2个连协防长门一带,林营一个连驻防连江城关[20]。这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连江县官象走马灯似的不断轮换,大多以贪贿敛财为能事[21]。同年10月17日,粤军陆学文旅开进连江县城,竟带兵冲进县衙,到处查抄,强取公物,胁迫知事[22]沈恒华索饷银2万元,沈恒华仓皇辞职,全县闹得鸡飞狗跳,店铺关门歇业,路人断绝,后由连江县商会多方筹措应付了事据[23]。驻守连江等地的海军陆战队残民敛财有术。迫种鸦片,强征烟苗捐,为海军陆战队残民手段之一,(驻连海军)“规定马鼻乡每户至少种一亩,抽捐十元,不种者以二十元科罚”,人民迫于军威无力抵抗,良田种烟苗一年比一年多,统治者烟捐收入亦逐年增加[24]

军阀政府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承办捐税的大小税吏更是趁机上下其手,遂其贪欲,于是引发各地民众自发的抗捐税斗争。1922年5月,包办筱埕镇(时为筱定第十四自治区)烟酒等捐税的捐蠹杨五(连江城关人),自称“委员”,经常下乡摊派税款,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这次他带着税警二人,到定海村迫税,除征收税款和附加捐外,又挨门逐户摊派“草鞋费”、“酒肉费”等,稍有牢骚,便任意绑打,遂激起全村公愤,村民将杨五及税警包围,痛殴一顿,将其驱逐出乡。杨五逃回县城后向连江县知事衙门诬报定海乡村民抗税造反,县太爷只听一面之辞,派出一连武装警士荷枪实弹去“剿办”。这些士兵正愁长期无饷支领,一进定海村便抢掠劫夺,村民极为愤慨,奋起斗争,警兵竟然开枪弹压,村民仔嫂、西珠等5人被当场枪杀,又伤群众10多人,史称“定海惨案”[25]。事过三天后,才由连江县署派员验尸成殓,并由县绅杨来沧、黄宗藩、叶正治等到村协助办理善后事宜。定海村民推代表赴福州省府告状申诉,可是,仅县太爷掉了乌纱帽,肇事军人调防,杨五早就逃之夭夭,惨遭枉死的民众却冤沉血海。从此,定海村民流传歇后语:“五命没伸冤。”

社会的动荡、人民的痛苦,促使连江先进的知识青年首先觉醒起来,去寻找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26]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1922年前后,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和“十月革命”胜利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陆续传入连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福建各地更得到迅速传播,党团中央出版的刊物,如《向导》周报、《新青年》、《先锋》、《先驱》等传入福建,对连江先进知识青年影响尤深[27]。同年底,由林祥谦、施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连江早期党员郑乃翼、林开庚等利用回乡探亲机会,向琯头、壶江一带亲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及打倒军阀、实行国民革命的正确主张,也对革命志士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与鼓舞作用[28]。1924年,在福州私立协和大学、乌石山师范、公立法政学校、英华中学等校读书的连江籍学生严明杰、卢珍端、吴本琼(鹤予)、陈兴桂、陈茂文(后均为中共党员)等受新文化运动熏陶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教育,先后加入“福建青年社”、“福建涤社”等进步社团,协助陈任民、方尔灏、陈聚奎等人创办《尖兵》、《工学报》、《福建青年》、《血钟》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他们大声疾呼福州、连江等地爱国青年开展民族民主革命,宣言“我们正乘着真正炽烈的热心,张着满月的弓,搭着利镞的羽箭;满望弦声响处——就是贯穿我们鹄的之一日”[29]。与此同时,严明杰等经常带着方尔灏、叶敏修、何天衢等先进知识分子回连江,在黄岐、城关、马鼻、晓澳、透堡等地同学生、市民、农民等广交朋友,进而组织他们讨论政治时势、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灌输反帝反封建思想[30]。他们还带着剧团到城乡的街头、地头演文明戏,如《山河泪》、《孔雀东南飞》、《娜拉走后》,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情节表现反帝爱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并沿途化装游行,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31]

由于部分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在连江城乡进行革命活动,从学校走向社会与工农结合,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唤起了连江劳苦大众逐步觉醒,为中共连江地方组织的建立,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工农革命运动,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连江地方组织的建立

与工农群众运动的兴起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决定“为了扩大吾党的数量……同时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32]。与此同时,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动员全团贯彻党的四大决议,搞好团的发展工作。

1925年3月,共青团中央派马念一到福州协助建团工作,吸收方尔灏、林铮、陈聚奎(林、陈两人后为中共连江特支委员)等10人入团。4月1日,共青团福州支部成立,陈聚奎任团支部书记,连江籍严明杰(灵峰)为共青团福州支部重点培养对象之一。团组织成立后,福州工运、学运迅猛高涨。3月底至4月初,福州学生由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进而抵制美国渔货在福州的倾销。4月8日,福州学生联合会急电:“福州男女学生数千人本日向省长请愿露宿公署,萨镇冰命陆战队、警察队、夫役并其他军队开枪轰击。枪炳乱打,枪刀乱刺,死七人,重伤数十人,血流遍地,哀声震天。”其中“负伤最重者为师范学生严明杰、李孔昭,均脑盖受刺。[33]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连江人民和全国各地一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无比愤慨,刚加入共青团组织的连江籍学生严明杰、吴本琼、陈兴桂、卢珍端等积极响应上海等地的总罢工、罢课、罢市,发动组织有各界代表参加的“连江‘五卅’惨案后援会”,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从事爱国宣传。时有台籍浪人在城关东南街盐仓后进开设日商建和洋行,除售卖日货外,还设赌场、贩毒品,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连江人民恨之入骨。后援会为了维护主权,伸张正义,彻底清除日货,于6月25日组织工商学界群众数千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打倒列强!”、“除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经济绝交”的口号震响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后援会挑选陈祥榕、杨惠、林炳发等30多名工人、学生组成的敢死队,抬着“大厦将倾、狂澜共挽”的横幅,走在示威队伍的前头。当游行队伍经过建和洋行前,愤怒的群众冲进洋行,捣毁了洋行的招牌、店面的柜台,撕烂帐簿,搬出大批日货、毒品(鸦片膏)当街焚烧。这可吓坏了为虎作伥的军阀政府,驻县海军陆战队林(忠)营由连长李平治带队赶到现场开枪镇压群众爱国运动,当场打死市民林炳发,杨惠、刘细俤等10多人受重伤,史称“建和惨案”[34]。惨案发生后,连江工人、学生、店员群情激奋,相继罢工、罢课、罢市,以示抗议。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地通电声援。为平息众怒,军阀政府不得不下令缉拿畏罪潜逃的李平治,开枪的排长彭世英等拘禁,营长林忠受申斥[35]

经过“五卅”斗争风暴的洗礼,连江党团组织的建立条件已臻成熟。1925年9月,共青团中央特派员、共青团福州地委领导人方尔灏向团中央汇报说:“连江已有三人可以组织支部,现将新同学(即严明杰发展的新团员)介绍书寄去(为严明杰同学在连负责宣传训练及组织所收成效)。[36]”经在上海的团中央批准,共青团连江特别支部(简称连江特支)成立,共青团福州地委任命严明杰为特支书记,委员林铮、陈聚奎,下辖城关、黄岐、马鼻团小组,团员有严明杰、卢珍端、吴本琼、陈兴桂、陈茂文、杨惠等10多人。1926年2月6日,严明杰、林铮、陈聚奎三人由连江黄岐乘船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福州政治情况及团的各项工作[37]。3月下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先整顿团地委,然后从团组织中吸收部分优秀分子转为党员,方尔灏、严明杰、林铮、陈聚奎、吴本琼、卢珍端等17人第一批转为共产党员[38]。同年4月,中共福州地委成立。地委成立的第二天即下发文件,将共青团连江特支转为中共连江特支,地委任命严明杰为书记,委员林铮、陈聚奎。

中共连江特别支部的建立在连江历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从此连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为北伐军入闽后连江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大革命时期成立的连江党团组织,它的领导人严明杰、林铮、陈聚奎同时又是福州党团地委的骨干。因此,连江党团组织的活动必然要和福州党团地委的活动发生密切的关系。福州地区发生的工运、学运、农运的斗争也与他们的领导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连江党团组织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加强党团组织建设,扩大党的队伍

    中共连江特支成立后,鉴于党团员多系青年学生,严明杰等人分别组织党团员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团刊物,并以党章、团章及《资本论》为教材,教育党团员加强组织纪律性,以“养成团体[39]生活的习惯”,促使“学生能与工农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农中间,获得宣传组织之最后目的”[40]。学习的方法一般采用提出问题讨论,印刷讲义,有的口头报告,内容有:(一)中校(指中国共产党,下同)史略;(二)本校组织原则及组织概略;(三)入校后应注意的事项;(四)秘密工作常识;(五)怎样介绍同学(指党团员,下同);(六)怎样批评同学;(七)同学间的关系;(八)批评同学的标准;(九)怎样做一个好同学;(十)怎样作宣传工作;(十一)怎样发展本校组织;(十二)怎样做学生运动;(十三)少年先锋及唱国际歌。通过学习与教育,党员的政治素质有所提高,党员的人数也发展到十多人。与此同时,中共福州地委党团组织部长陈兴钟(陈应中),也派人到连江县城直接发展了两名党员[41]

1926年8月,福州柴井医院护士生陈兴桂在福州由方尔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柴井医院支部书记。同年9月,陈兴桂奉命先后几次返回马鼻,在马鼻、东川、湾头等地宣传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翻身解放的情况,联络同情与支持开展国民革命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陈兴桂发展陈茂文(烈士)、剃头妹(陈茂昌,烈士)、郭榕榕等人入党,并在马鼻东川小学成立中共马鼻小组,由陈兴桂兼任组长,隶属中共连江特别支部领导[42]。这样,连江党组织的活动地点由县城向沿海的黄岐扩展到马鼻、罗源湾一带。

2.参与领导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5年9月12日,福建学生联合会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共青团福州地委领导下,成立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连江共青团特支成员严明杰、林铮、陈聚奎、吴本琼、卢珍端等积极参与发动领导学生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斗争(福州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翁良毓、宣传林铮、文牍陈聚奎)。学生们向全国发出宣言,致函各县学生促其成立友会,并提出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教育部立案、学校不得实行宗教教育、学生得以参与校政、不得干涉学生运动、校长及教务长须聘中国人等五项要求,一时造成很大的政治声势。为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健康发展,严明杰、陈聚奎、林铮等在刊物上连续发表了《收回教育权运动》、《讨论教育权独立的两个先决问题》、《收回教育权运动之两个基础》等三篇文章。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造成的祸害,“吾人试一观察,其为害可胜言哉:读圣经也做礼拜也,愚弄聪颖之子弟,励行专制之手段,虚耗宝贵之光阴;一入牢笼,心灵手足,被其禁锢;爱国运动,遭其压迫;根本摧残中国之新生命,减少中国革命之势力,然此节就此而言之者也;至毕业之后,成为牧师,或充海关洋行,求得一碗饭也,服务外人,终身或麻木之奴隶;成为军阀或成政客,永为中国之败类,言之可为痛心。[43]” 文章虽未触及收回教育权的基础在于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及奴化教育罪恶的揭露不啻是当头棒喝,起了震聋发瞆的作用。

3.掩护严明杰等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25年12月,福建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总务部主任兼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翁良毓被省警察厅逮捕。军阀政府的侦探布满了福州各类学校,福州团地委于12月27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地委中之书记、宣传、组织改为由严明杰、施松龄、尤崇伟三人负责。”《团福州地委给团中央的信——翁良毓被捕后团地委改选情况》,1926年1月4日。翌年2月,军阀周荫人下逮捕令,以“宣传共产,私通蒋介石”的罪名拘捕严明杰等人。陈聚奎、林菁、陈公光三人被捕[44],严明杰躲过军警的缉捕,陈聚奎中途脱险。于是,严明杰等人在福州立脚不住,被迫出走[45],当他们抵马江(马尾)时,周荫人又下令驻马江的海军警备司令部监视他们的行动。严明杰决定先隐蔽于连江黄岐而后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共青团连江特支组织团员和码头工人一路掩护,帮助严明杰等人摆脱侦探的追捕,平安地隐蔽于黄岐,而后雇民船送他们离开黄岐,于3月15日顺利抵达上海[46]

4.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

妇女工作是连江党团工作的薄弱环节,严明杰等人隐蔽黄岐时开始关注妇女运动。1926年3月17日,严明杰、林铮、陈聚奎向党中央汇报说:“我们在黄岐时,在三月一日曾函促女同志(指连江籍女共产党员卢珍端等人)于‘三八’举行纪念的集合,乘机组织。”早期的妇女运动集中于开办妇女识字班,提倡男女平等,各校招收女生,反对养童养媳,反对纳妾等。

5.开办贫(平)民夜校,培养骨干力量

1926年6月,严明杰、卢珍端、吴本琼、吴本华等辟连江城关(凤城镇)明伦堂为贫(平)民夜校,吸收成年工人、店员、市民免费入校学习,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以培养工运、农运骨干。明伦堂过去是尊崇礼拜封建帝王的场所,“每岁元旦,设黄幔龙亭于明伦堂,文武官五鼓朝服,东西班列堂下,礼房吏赞行三跪九叩首礼”[47]。连江共青团特支辟明伦堂为贫(平)民夜校,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贫民夜校的学员中有挑碗工人杨惠、铸铜工人陈祥榕、钱庄店员陈仕荣、码头工人吴依清、织布工人吴依俊[48],他们经过夜校的学习开始接受革命的道理,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开展工农运动的中坚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该校许多学员参加了共产党,不少同志为创建和保卫连罗苏区而英勇献身。

6.促进国共合作的局面在福州地区形成

1925年底,按照共青团福州地委的指示,严明杰开始与国民党福州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林寿昌接触。翌年5月,为迎接北伐军入闽联合作战,中共福州地委委派陈任民、严明杰与林寿昌在连江琯头镇谈判,双方同意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局面开始在福州地区形成。从此,党组织的宣传队伍在海军防区的连江、闽侯、长乐三县开展活动[49]。同年11月,林寿昌接受共产党人方尔灏、严明杰及国民党左派施秉政委派,率学生军驻扎连江县城及城郊的游氏宗祠和小湾墓亭等处,力促驻连江海军陆战队林寿国部易帜归顺国民革命军,广州革命政府委任林寿昌为林寿国部党代表。

7.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连江农民的反奴役、反剥削斗争素有优良传统。1922年定海渔民抗捐税斗争遭惨酷镇压后,抗税斗争一度沉寂。1926年秋,随着北伐军入闽的胜利进军,连江农民运动又趋活跃。这期间,共青团连江特支及此后成立的中共连江特别支部,把党刊上登载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广为散发,在贫民夜校内组织学员阅读、宣传,激发青年工人、学生、农民的斗志。在上林街林氏宗祠内挂牌成立“连江县农民协会”,国民党党员吴兆枚任农会委员长,同时设立农民俱乐部,创办发行《工农之友》周刊,由进步青年(小学教员)吴本华负责。北伐军占领福州、连江后,中共连江特支以连江县农民协会名义,数十名会员把县城的土豪劣绅抓来戴高帽敲锣游街示众,沿途数万民众驻足助威欢呼,昔日威风凛凛的士劣们脸面扫地。接着,农民协会分会在马鼻、透堡、黄岐、晓澳等乡镇纷纷成立,提出“减租减息”、“反对拉伕”、“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减租减息的斗争虽然未在全县普遍实行,但乡村地主老财的淫威已有所收敛了[50]

8.声援柴井医院护士、工友的反帝罢工斗争

    1926年12月2日,随着北伐军东路军张贞部及杨逢年团进驻福州,结束了北洋军阀在福建的反动统治。为北伐军胜利所鼓舞的柴井医院中方工友、护士不满英籍院长曼兴礼的长期虐待,在中共柴井医院支部书记陈兴桂的领导下开展反帝罢工斗争。陈兴桂组织罢工者向英方代表提出了不许欺压华工,允许信教自由、不许强迫做礼拜、不许限制华工参加爱国运动,允许爱国自由,缩短华工工作时间,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合理提高华工工资,改善华工待遇等七项正当要求,遭英籍院长曼兴礼等蛮横无理拒绝,于是华工在党组织发动领导下举行罢工。为了保证罢工斗争胜利,中共福州地委安排参加罢工的人员撤离柴井医院,搬进方尔灏家和北门律师公会暂住。连江党团特支和马鼻党小组号召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大力声援,县城林氏宗祠内专门设立募捐组,负责募集钱款、粮食、衣被等,每天由水路运送到台江码头,给予政治声援与有力的经济支持。中共福州地委领导人方尔灏等指示由在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吴本琼、卢珍端等出面干预,并与英籍院长曼兴礼谈判,迫使院方全部答应了罢工者的各项要求。同年12月30日,罢工者燃放鞭炮胜利返院复工,坚持三周的柴井医院反帝罢工斗争取得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斗争情绪[51]

 

第五节  福州“四·三”反革命事变对连江的影响

一、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四·三”事变对连江的影响

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光复福建全省,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于12月18日抵达福州后利用各种阴谋手段,安插国民党右派势力,把持和控制了福建的党政军实权。翌年4月3日,在蒋介石授意与支持下,福州国民党右派率先发动了反革命事变,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查封和取缔共产党和左派组织。4月上旬,福建省戒严司令谭曙卿密令马尾海军警备司令部派出一连海军陆战队查封中共连江特支和连江县农民协会,搜查黄岐、城关、晓澳、马鼻等处共产党员住宅,通缉严明杰、吴本琼、陈兴桂、卢珍端等中共党员,连江大地腥风血雨,黑云压城,反革命恶浪甚嚣尘上。在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下,除严明杰已提前撤退到广州并辗转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外,其余党团员或被捕或如鸟兽散,中共连江特支瓦解,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使大革命从高潮急剧转向失败,在连江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连江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全局性因素息息相关,但也存在连江自身的原因。首先,北伐军入闽虽然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机器,但旧社会和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并未铲除,在连江大地作威作福的闽系海军陆战队只是更易为“国民革命军”,旧军队本质并没有改变,所有的党政军权依然掌握在国民党右派与旧军阀首领之中,反革命势力的强大无庸置疑。其次,中共连江特别支部和共青团连江特支成立时间较短,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又不善于在实际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加上党团员人数甚少,在贫苦工农大众中缺乏社会基础,所以在反革命事变前不但在组织上准备不够,在思想上也准备不够,缺乏对国民党右派本质的认识,犯了严重的幼稚病。如严明杰倚为重要力量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林寿昌在事变中充当反共急先锋,受到蒋介石嘉奖,委任他为“福州全省民众运动特派员”。此外,连江党团组织的领导人严明杰、吴本琼、卢珍端等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世界观并未得到改造,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膨胀,又兼任中共福州地委领导职务,在党内闹不团结,感情用事,时常向党团中央告状,无理攻击中共福州地委主要领导方尔灏、徐琛等,或以辞职撂担子为要挟,向组织施加压力,致使福州党团组织不断更换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团组织的战斗力。

二、中共连江特支成立的重大意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建党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而通过“川石教案”、“长门炮台对法国军舰入侵的战斗”以及同盟会分支光复会发动的辛亥革命,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连江革命的重任,连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1926年4月成立的中共连江特别支部适应了近代以来连江社会和大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近代连江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中共连江特别支部的诞生是近代连江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

大浪淘沙去,砥柱立中流。连江的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连江现代历史上写下了璀璨的一页。连江第一次大革命,是在连江光复会前辈追随孙中山进行的“辛亥革命”及“护国”、“护法”斗争接连失败后兴起的,它是连江辛亥革命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连江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尤其是在大革命风暴中,陈兴桂建立的马鼻党小组坚持秘密与公开相结合,在“四·三”反革命事变后并未被敌人所破坏,继续坚持在马透一带开展秘密斗争,成为领导连江人民反抗国民党新军阀暴政的中流砥柱。1930年初,中共连江城关、透堡、镜路支部恢复重建,由此揭开了连江土地革命斗争的序幕,开始了创建连罗苏区的新征程。

 

 

[1] 这七项“希望条件”为:1.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权利直接归还中国;2.废除(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3.废弃列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4.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5.撤销领事裁判权;6.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7.关税自主。(参阅《五四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 连江县蓼沿乡后坂村《徐氏族谱》人物传记之“徐其湘”;林深、林信国:《徐其湘在北京大学的岁月》,《福州日报》,2010917日。

[3] 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载:“在此前后,闽东的福安、霞浦、罗源、连江、古田、福鼎等县为响应五四运动也纷纷成立了县学生联合会,组织青年学生走出课堂,在城乡宣传演说,示威游行,抵制日货。”1993年版。

[4] 吴天昌:《连江最早的学生会和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连江文史资料·三辑》。

[5] 《严灵峰先生访谈录》,19938月。

[6] 19155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故59日被各界定为“国耻纪念日”。

[7] 上海《东方杂志》,1922年出版的期刊,现存福建省图书馆。

[8] 基尔特社会主义:亦称工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是费边社会主义(FabianSocialism)之外,介乎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之间的一种调和理论,改良主义的一种,他们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只承认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却不消除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根本制度,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其代表人物有彭迪(A.J.Penty)、霍布生(S.G.Hobson)、柯尔(G.D.H.Cole)。基于政治、经济二元论以及职能划分原则,主张国家与基尔特(工会)应各有各的职务与权力。国家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做为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而劳动者所组成的自治团体的基尔特则代表生产者的利益,负责生产工具的管理。各项工业之外,凡宗教、教育等非经济性活动,也应组织基尔特来自行管理事务。国家虽然是必要的政治组织和管制工具,但国家与其他团体在职能上实立于平等的地位。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不满现代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排斥不断扩张的国家控制,因此致力于恢复中古时代的经济组织形态,以期重建工人的工作兴趣及养成工人的自尊心,并且企图透过政治与经济的分权分责,同时获致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自由。这种理论最早惠及少数的识分子,后来扩展结合劳动者。1915年在柯尔等人的领导下,成立全国基尔特联盟(NationaIGuildLeague),宣言废除工资制度,反对官僚政治,主张经由各种不同基尔特的组织而形成国家,以彻底实现[工业的自治]。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影响与发展不大,远比不上费边社会主义。

[9] 六几(徐其湘):《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历史的基础》,上海《东方杂志》(1922年)第1820号。

[10] 上海《东方杂志》(1922年)第1820号。

[11] 上海《东方杂志》(1922年)第1820号。

[12] 上海《东方杂志》(1922年)第1822号。

[13]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0页。

[14] 连邑文士题徐其湘遗容诗云:“西北溪山秀气钟,此才他日定儒宗。极端伟论千言手,富下奇书万卷胸。长吉才华怜呕血,徐陵风雅见遗容。今朝蘸笔题秋水,草草吟心聊表恭。”

[15] 时年方10岁的章振乾(后任厦门大学教务长,福建省民盟主委)深情地回忆在连声戏院听徐其湘讲演时感动得涕泪俱下。参阅《章振乾百岁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12月版。

[16] 1921年初,我国出现的两个最早的新文学社团即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把文学革命推向高潮。文学研究会高擎“为人生文学”和“写实主义”两大旗帜。打开文学研究会会员录,可以看到一串闽人的名单:福州的冰心、庐隐、王世瑛、余祥森、郭梦良;长乐的郑振铎、高君箴;连江的徐其湘,漳州的许地山等等。柯文梁《直面人生改革创新》——闽籍作家与“五四”青年文学运动。《炎黄纵横》20096期。

[17] 2008年《连江县教育志》。

[18] 《曾检三自传》,《连江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19] 对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的新文化、新思潮的局限性,瞿秋白(1927年八七会议后当选中共中央临时主要负责人)曾形象地指出;“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放开,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瞿秋白文集》第一卷)

[20] 2001年《连江县志》军事篇。

[21] 《连江县志》大事记及《连江文史资料》第五辑载:“19211922年仅一年之内,连江县知事(县长)就换了四个,先是粤军指派陈添尺为县知事,遭地方士绅反对改委黄见燊(旅参谋长)兼任。后海军陆战队改派杨潼接任,年底又改为张善和接任。”

[22] 连江县公署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改为“连江县政府”,知事改称县长。

[23] 《连江文史资料》第六辑当事人回忆,粤军入城连历年文牍档案也惨遭洗劫一空。幸好知事沈恒华急忙将民国版《连江县志初缮稿本》交托本县书吏翁文进保管,民国版《连江县志》才躲过一劫。

[24] 《闽报》19241224日,转引自林强主编《中共福建地方史》。

[25] 王开发:《定海乡人民反苛税斗争纪略》,《连江文史资料》第四辑;2001年《连江县志》大事记;2001年《定海村志》之大事记。

[26] 李大钊:《青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

[27] 《严灵峰先生访谈录》,19938月。

[28] 《跟随林祥谦闹罢工》——访“二七”老工人郑乃翼》,《连江党史通讯》,19891期。

[29] 《福建学生联合会读书运动办事处第二次宣言书》(1924122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4期之“一战”时期连江党团组织的建立及活动情况。

[30] “方一号给弼时的信——报告福州团地委人员情况等”(192596日),方一号(即方尔灏)在信中报告说:“闽款项目,因忙至今尚未寄去,已用罄矣。用度大约为房租——临时办事处——四、五十元,椅桌十七、八元,旅费——赴连江……等处宣传用七、八十元。”

[31] “方一号给弼时的信——报告福州团地委情况等”,方一号(即方尔灏)在信中向团中央报告说,“赴连江等处宣传,演剧及假装游行用去五、六十元。”

[3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309页。

[33] 《民国日报》,1925425日;郑超麟:《形势严重之美帝国主义残杀福州学生》,《向导》,1925412日;张珪:《福州学生流血记》,《中国青年》第79期,192559日。

[34] 《严秉诚等致段执政代电》,19254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上海《申报》,192571日。

[35] 吴兆瀚:《建和惨案》,《连江文史资料》第一、二合辑。

[36] 《方一灏给弼时的信》(192596),《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陈应中:《一战时期连江党的成立及斗争情况》,《连江党史通讯》(19856期);《吴徽谦回忆录》,《大革命时期连江党团组织建立及活动的史实考证》,19856月;《郑乃之回忆录》,《大革命时期连江党团组织建立及活动的史实考证》。

[37] 《林铮、陈聚奎、严明杰给曾延的信》,1926317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方一灏给弼时的信》(192596),《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陈应中:《一战时期连江党的成立及斗争情况》;《吴徽谦回忆录》,《大革命时期连江党团组织建立及活动的史实考证》;《郑乃之回忆录》,《大革命时期连江党团组织建立及活动的史实考证》;《林铮、陈聚奎、严明杰给曾延的信》,1926317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38] 大革命时期尚有一批在上海等地连江籍革命志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海军“健康舰”副舰长琯头拱屿村倪华銮,由罗亦农、颜昌颐、郭寿生介绍入党,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

[39] “团体”——大革命时期(1923.61927.7)对共青团和中共组织的秘称。

[40][41] 《福州革命的先驱——方尔灏烈士事迹简介》;陈应中:《一战时期连江党的成立及斗争情况》。

[42] 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吴徽谦:《我所认识的陈兴桂烈士》,1985525日;陈崇三:《陈茂章(即陈兴桂)革命活动情况》,19852月;《他把理想与信念融于事业之中》——访烈士后代、福大讲师陈崇三,《连江党史通讯》,19862期。

[43] 严明杰、陈聚奎:《收回教育权运动》,192510月。

[44] 林铮(陈聚奎、严明杰)给团中央的报告——福州工作及团组织被敌破坏情况,《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

[45] 192621日,共青团福州地委领导再次变动:地委书记林铮、宣传陈公光,组织陈聚奎、 经委严明杰。

[46] 林铮、陈聚奎、严明杰给曾延的信(1926317日),载《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年~1926年);《“一战”时期连江党团组织的建立及活动情况》,《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四期。

[47] 民国《连江县志卷十九礼俗》,“明伦堂”典出司马迁撰《史记·孝武本纪》:“而上(汉武帝)向儒术,招贤良,…裕议立明伦堂城南,巡朝诸侯。”

[48] 吴兆瀚:《建和惨案》,《连江文史资料》一、二合辑,19823月;陈仕荣:《一战时期连江党团组织的建立及活动情况》,19836月;《陈祥榕亲属座谈会记录》,《闽东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四期。

[49] 《严明杰、林铮、陈聚奎给团中央的报告》,1926317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建文史资料》第四辑,《连江文史资料》一、二合辑。

[50] 《福州英烈》第一辑,连江政协老同志回忆,1986310日;吴兆瀚:《早期(19261927)连江农民运动回忆》,1986311日。

[51] “一战”时期老党员吴徽谦回忆:《我所认识的陈兴桂》,1985526日;陈崇三:《陈茂章(陈兴桂)革命活动情况》,1985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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